典型案例
乐鱼体育直播:“毕业即失业”?如何打通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发表时间:2022-06-16 | 来源:乐鱼体育直播下载 作者:乐鱼体育app靠谱 

  一边是高校毕业生达到历史高点,首次突破1000万人,一边是互联网大厂普遍裁员,教培、房地产等行业招聘量锐减,整体就业形势空前严峻;一边是广大毕业生千军万马在报考公务员的独木桥上不堪拥挤,或一头扎进新兴服务业却四处碰壁,一边是广大基层单位和岗位少人问津,传统制造业仍被“一人难求”的用工荒所困扰,建筑企业工人年龄结构更趋老龄化。

  受新一轮疫情、国际局势变化等超预期因素影响,今年3月份以来,特别是4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明显转弱,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加剧,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严峻经济形势叠加严峻疫情,稳就业的压力空前陡增,市场主体稳岗难、新增就业岗位总量不足与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当下被社会公众形容为“史上最难就业季”。

  5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云南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时强调,更加突出就业优先,着力支持市场主体稳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留工补助、留工培训等政策要加大力度。

  针对当前就业压力和招聘痛点,各地政府及人社部门、招聘平台和人力资源公司都在想方设法优化服务、促进就业,努力弥合人力资源供需之间的缝隙。“春风行动”、云招聘、直播招聘、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弹性工作制等纷纷被催生出来,多种形态和方式不一而足。但若真正实现就业突围,仍待开发岗位增量、优化供需对接、强化技能培训、细化招聘监管、改善就业服务。要千方百计助力求职者稳定就业预期,转变就业取向,提高就业稳定性,促进劳务市场健康发展,稳固民生之本。

  调研采写:王凯、魏梦佳、李倩薇、谢建雯、王莹、王研、王炳坤、武江民、杨绍功、朱程、潘晔、郑钧天、熊家林、杨思琪、孟含琪、林碧锋、李平、林凡诗、周蕊、王丰、孙哲

  受疫情和经济形势影响,当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半月谈记者在北京、山东、四川、辽宁、宁夏等地调研了解到,目前就业市场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应坚持稳字当头,精准施策,协同发力,努力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为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人社部等多部委联合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多所高校构建多元化招聘市场,推进毕业生求职、签约、登记等手续“云办理”。

  在农民工就业方面,山东、宁夏、辽宁、湖北等多地实施“春风行动”,全方位开展稳岗留工、返岗复工暖心服务。广西、安徽、福建等地还出台农民工工资保障办法,严惩欠薪行为。

  为助力创业就业工作,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湖北、江苏等地实施返乡创业计划,均取得良好成效。

  青岛市市北区人社局局长王萍介绍,当地探索以“政策入股”的形式为企业提供“零报酬政策合伙人”服务。自2021年该服务启用以来,当地各类创业人员增加15%,创业贷款增加30%,创业带动就业2000余人。

  稳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关键环节。近期,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重点城市,通过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产业扶持等政策组合拳,切实为企业稳岗护航。

  成都舞东风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该公司董事长张睿说,2020年以来企业经营压力很大,当地的“就业援助基地”政策让企业看到了希望。“如果没有这项政策补助,很可能要被迫裁掉500多名员工。”张睿说,企业还享受了“以工代训”政策,5000余名员工每人每月拿到200元补贴。

  宁夏、天津、河南等多地多管齐下对困难群体进行就业援助。通过职业指导介绍、创业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措施,宁夏一季度实现困难人员就业2243人,较去年同期增长251.6%。

  ——就业总量压力依然不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分析,大学毕业生总数第一次超过1000万,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还有400万到500万中专毕业生、几十万和一定数量中学毕业生等,新增求职人数将达历史新高。然而,目前整体经济形势对稳就业构成巨大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困难较大。

  ——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技术技能岗位远不及管理岗位受青睐;大龄劳动者受年龄和技能水平局限,很难在短时间提升技术技能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成都市就业局局长游永志认为,技术人才资源稀缺,一般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明显。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介绍,近些年高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增多,很多人宁可选择继续考研、考公,甚至“二战”考研考公,也不愿意本科毕业就参加就业。当前,研究生供给增加,就业也同样面临困难,这些都会提高失业率。

  ——部分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粗放。从企业管理来看,以代工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将低劳动成本作为盈利点,缺乏对人力资源科学管理。企业薪酬待遇与劳动者期望有差距,难以吸引求职者,导致人员不断流失。

  ——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结合不紧密。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仍然是职业技术学院和技工学校,部分制造业企业“重使用、轻培养”现象突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受“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影响,技能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破解就业难,应从思想观念、政策扶持、培训教育等方面下功夫,凝聚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等多方合力。

  3月8日“三八”国际妇女节,南昌市第十九届女性招聘会暨江西财经大学春季校招双选会在位于江西南昌举行,吸引了众多女性和大学生前来参加

  ——正确引导培育青年就业观。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副部长于宁宁认为,高校要树立就业育人的理念,指导帮助毕业生理性择业、积极就业、爱岗敬业。加强毕业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技能培养,支持高校紧密瞄准市场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创业培训,鼓励企业与高校建立订单式培养模式。

  ——稳定市场主体,加强服务保障。卢锋建议,应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发企业活力。尤其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为其“减负”“输血”和“赋能”。华北电力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栋梁呼吁,加大到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奖励力度,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积极推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董海波提出,应鼓励有实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高校合作,搭建线上、线下供需对接平台,提高岗位匹配效率。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建议,深挖灵活就业活力和潜力,加强城乡劳动者灵活就业劳动保障。

  ——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就业新的增长点、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劳动者提升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应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大相关激励政策、学历鉴定等支持力度,推动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行业、企业、院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受连年疫情影响,一些毕业生实习遇阻、考研考公竞争愈加激烈、海归留学生也纷纷加入求职大军……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不少毕业生出现就业焦虑,亟须加强就业服务、心理辅导,帮助大学生重建就业信心,稳定就业预期。

  最近两三年来,就业压力日益增大,部分毕业生担心就业岗位减少、考研考公竞争激烈,对就业的焦虑不安情绪呈现蔓延之势,笼罩着“毕业即失业”的心理阴影。

  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超457万人,比2021年增长了80万人,考研上岸几率有所下降。许多学生一边叫苦不迭,一边在不甘心中准备“二战”。辽宁沈阳大学生张诚(化名)说,自己今年的分数与国家线分,家里支持他继续“二战”。

  互联网、教培等行业大幅裁员,给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带来冲击,加重了学生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前重视春招的互联网大厂今年几乎无春招,很多企业只招一两人,上百人争一两个岗位的情况比比皆是,让同学们深切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学生小雯说。

  李思彦是北京某211大学的大四学生,今年考研失利后,开始准备春招。他发现,许多互联网头部公司的招聘冷清了许多,而且岗位多以技术类为主,法律专业的他并不占优。“我向8家互联网平台投递简历,1个多月后只有两家回复。”李思彦说,其中一家因疫情招聘被搁置,而参加另一家公司的面试,竞争对手多为硕士研究生,不少人还有海外留学背景。这让他打起退堂鼓,考虑是否二次考研。

  求职遇阻,实习亦不顺。“原计划大三上学期以交换生的身份出国交换半年,因为疫情不得不放弃。在实习方面,一线城市疫情状况不稳定,我不得不选择在家乡实习,没有在顶尖广告公司实习的经历对求职不利。”一名广告学专业学生说。

  为避开“最卷的这一年”,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凸显。一些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表示,有个别毕业生向学校申请延迟毕业,想通过多一年的时间寻找更多实习机会,丰富简历。

  大学生就业难,也与人才供求匹配失衡有关。新产业、新业态等对毕业生知识技能结构、素质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有些高校盲目追热门,专业布点过多,培养水平不高,达不到新兴行业的用人标准。

  受本轮疫情影响,线下春招暂停,校园封闭管理。针对这种不利情况,各地各高校灵活整合资源,助力学生勇闯职涯,增强心理韧性。

  “2月底得知考研失利后,我心里有些慌,是学校就业信息平台和学院党员就业帮扶群里每天滚动的招聘信息让我稳了下来。”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22届本科毕业生牛艳芸说,由考研转向求职不到1个月的时间,她就成功签约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趋势,东北大学从2020年初开始对就业信息网进行了4次专项升级。今年3月底的一场网络双选会上,71家用人单位提供有效岗位需求4647个,线余人次。

  在宁夏、云南等省份,人社、教育部门等动员全系统力量,从岗位推荐、培训提升、政策引导、兜底帮扶等多渠道助力。宁夏启动为期3个月的联合招聘专场活动,线上持续推出各类行业性、区域性和针对不同人才类别的专场招聘;线下灵活举办“专精小新”现场招聘会,提高就业匹配度。

  云南省人社厅介绍,除继续实施好“云岭大学生就业护航行动”中的“百场千企万岗”系列招聘等活动外,将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00%登记入库、100%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有就业意愿的脱贫人口家庭毕业生100%实现就业为目标,开设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窗口,提供1次职业指导、3次有针对性的岗位推介、1次职业培训和1次就业见习机会。

  为助力女大学生就业,中国人民大学持续组织女大学生求职专场招聘会,并邀请各行业优秀女性与毕业生交流,内容涵盖女性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能力培养、职场形象塑造等方面的经验技巧分享。

  “学生在哪里,就业服务就在哪里”。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征微介绍,学校开展“就业指导进院系、进宿舍、进实验室、进教学楼、进各校区”的“六进”新模式,为学生提供及时便利的就业服务。

  针对近年的特殊情况和学生具体诉求,高校和相关部门应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缓解毕业生的焦虑、无奈甚至自卑、愤懑等负面情绪。

  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刘铸建议,地方政府、行业产业管理部门和高校应打破部门、行业和职能限制,紧密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行业产业发展以及重大项目对人才的需求,构建高校与行业产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机制和平台,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就业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解决就业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

  宁夏等地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建议,要继续拓宽多渠道登记未就业毕业生信息,持续关注高校毕业生的状态和心态,细化帮扶台账,强化跟踪服务。同时,各地政府应落实最新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减负纾困、恢复生产,对招录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保费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减少外部风险挑战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此外,还应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支持城乡社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平台,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完善基层治理,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社会救助、法律援助、法院检察院助理、农业技术等基层人才紧缺领域,在城乡社区开发岗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放低身段,脚踏实地,在扎根基层中成长成才。

  与招聘端“大厂冷、工厂热”形成鲜明对比,求职端“大厂热、工厂冷”倾向依然突出。如何扭转企业和求职者双向选择中的错配现象,调解招聘市场“一头冷一头热”的失衡?

  智联招聘《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IT、通信、电子、互联网是大学生最期待进入的几类行业,占总调查人数的25.4%。今年一季度在平台登记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和教育(培训、院校)方向求职者同比分别增长62%、42.3%和44.8%,均远超这些行业招聘量的增幅。

  为了进“大厂”,有人在简历上写自己曾连续加班45天,有人总结出“保姆式”教程,包括面试流程、面试问题、作答要点、面试社交等。一些“就业指导老师”常把“大厂某上亿DAU产品任职”或成功拿到多家互联网企业橄榄枝写在最前面,吸引“小白”咨询。

  然而,一个明显事实是,“大厂”减招趋势较为明显。BOSS直聘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互联网行业在平台发布的岗位数同比增长13%,增速处于2019年以来的低点。

  事实上,与“大厂”相比,工厂在招聘中则潜力不小。高端制造业招聘规模同比增长40%,其中工程技术类岗位的招聘规模增幅达到77%,其他像新能源、生物制药、航空等高端制造业的多个细分领域,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幅超过50%。

  BOSS直聘分析师单恭表示,尽管高校毕业生规模不小,但制造业依然被“用工荒”所困扰,人才紧缺既体现在制造业的高端研发和关键技能岗位上,也存在于普通蓝领岗位上。辽宁招才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兵说,1月他走访客户企业发现,80%以上的制造业企业都存在技能人才和普通工人短缺现象。“正因为招工困难,这些企业给我们支付的单个招工费用比去年上涨50%左右。”杨兵说。

  “当下求职者多为Z世代年轻人,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更愿意到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自由度比较大、收益比较高的服务业就业。相比之下,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职场人的吸引力有限。”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说,正因为如此,年轻人对以“大厂”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有着强烈偏好。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陈云认为,互联网头部企业在全社会的受关注度都很高,而“大厂”里的“白领”“金领”们,一直是年轻人求职对标的方向。“正因为如此,互联网场域的声音更容易被人们听到,由‘大厂’减招而得出整个就业市场冷清的结论,某些声音显然是被放大了。”

  从招聘市场短期来看,就业压力的确有所加大,但长期来看,这种压力并不完全表现在招工的总量不足上,很大程度上源于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企业和求职者在双向选择时存在错位现象。

  ——大学生就业难,职高生反“吃香”。“从我们公司代理招聘的情况看,现在职高生的平均薪酬普遍比大学生高,而且更受企业欢迎。”杨兵说,部分大学生诉求更高,招聘时往往希望高工资、“五险一金”“一周双休”,到岗后一般需要半年以上才能适应环境,掌握基本工作技能。相比之下,职高生有技能,且愿意从基层做起。

  ——零工经济冲击传统行业。除了互联网行业抢人之外,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虹吸效应。“过去活跃在工厂生产线的青壮劳动力正源源不断地从线下走到线上,选择到大城市去送快递和外卖。”单恭表示,当大量年轻劳动力因此离开制造业,我们需提防出现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风险。

  ——短期就业影响劳动技能稳定提升。“招工难,稳工更难。”沈阳人力资源专家曹敬荔说,年轻人喜欢灵活就业,往往干几个月换一个地方,这种倾向让企业偏向于招聘“成手”,而不愿选择“新手”花费时间进行培训,这不利于劳动技能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进直播间的小伙伴点点关注,说说自己的求职意向”“会计岗位就点2号链接”……在沈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主播们坐在屏幕前卖力地吆喝着。求职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图标,即可选择企业、投递简历。

  李强介绍,智联招聘开发“职Q社区”、企业评价等功能,供求职者在论坛上交流求职经验、传授面试方法,并对工作过的企业评价打分,便于后来的求职者做出选择。

  35岁的沈阳市民雷立年初以来一直待在家里。3月底,他在朋友推荐下点开快手上的“带岗”直播间,看着弹幕和主播一问一答,他对各种岗位已了然于心,当晚就“下单”心仪的公司。

  沈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工作人员马晓明介绍,自3月下旬沈阳市发生疫情以来,产业园内的五大直播招聘平台累计直播90余场,直播观看人数260余万人次,收到简历9600余份,超3000人签约。

  原先以白领招聘为主的互联网招聘平台,也大力开发蓝领市场。BOSS直聘正式推出一项面向制造业普工的保真职位识别计划——“海螺优选”。“海螺优选”的每个商家,都经过平台审核团队、行业资深人士3轮深度核查,确保商家靠谱。发布岗位后,平台会对岗位提供的薪资、福利、加班情况等92个细节项进行二次核对。

  灵活用工也被中介公司重视。辽宁招才人力2019年上线的灵活用工平台,每年的业务量都翻番增长。杨兵介绍,平台现有上千家公司和数万名自由职业者,企业在平台内发布工作任务,自由职业者就可以自主选择接单干活,企业验收付款给个人。这避免了企业忙时缺人、闲时人员富余的“冷热不均”,也满足了年轻人自由、灵活就业需要。而且,灵活用工平台开具合规的记账凭证,确保“四流合一”财务合规,代征自由职业者个税,确保自由职业者收入合法。

  服务创新,就业理念和就业环境也在更新。袁可2021年毕业后,就职于一家采矿类企业,点开她的朋友圈,里面并不是光秃秃的矿山和偏远的郊区,而是花园式的绿色矿山。“我们的矿山是国家地质公园,再加上智能化矿山设备的普及,工作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袁可说,“制造业也可以‘高大上’!”

  零工化正成为用工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新表现,其背后是劳动者就业观念的新变化、对工作环境的新需求和对职业发展的新期待。必须重视这些新变化,培养和引导年轻人树立与时代相适应的就业观,积极营造符合新需求的用工就业环境,才能确保人才资源与高质量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

  部分年轻人周期性搜索招聘信息,长期从事同一份工作的意愿在降低。不愿做长工、不断换工作的低技术类工人,影响了企业转型升级计划。

  几年前,小林从广西的职业高中毕业,到浙江一带的电子企业做了几年流水线工人。他觉得,进工厂其实也像是打零工。电子企业用工有潮汐效应,用工高峰时招工费用翻倍,劳务中介公司拿得多,分给工人的也会多些,这造成不同批次工人工资有差距。像小林一样,有些年轻人会选择工作几个月就辞职,通过中介公司再进厂,以获得更多中介分成和加薪。

  猎聘网数据显示,“90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为2.61年,95后缩短到1.69年。这意味着就业群体跳槽频率上升,选择灵活就业的人变多,不少是极短周期打零工。

  “这些年轻人自我调侃为‘厂漂’,意思是自由地在不同厂区切换,想漂到哪里是哪里。”一名企业负责人说。昆山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希望用长工、成熟工,但现在用工普遍紧张,不得不用短工救急。目前,该公司临时用工人数占公司总人数10%以上,“这样的工人队伍不仅不稳定,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也让企业更容易被中介左右。”

  中介企业却认为,他们也是“零工化”受害者。如果一个员工频繁跳槽,意味着人力资源公司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现在信息非常透明,A企业比B企业给得多,就容易吸引人过去,跳槽留下的窟窿就需要我们再去招人补上,无形中增加成本。”科瑞尔服务外包集团项目部经理周文才说。

  如果说过去打零工主要是因为农忙等因素,影响工作连续性,那么现在年轻一代打零工多数是出于自主选择。小林从电子企业辞职时,并不关心“五险一金”延续,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外面机会很多,不必“把青春都荒废在流水线上”。

  江苏优仕达猎头公司总经理蔡军说,新生代务工群体更加关注“短期收益”,比如送快递这样日结的岗位。“现在是卖方市场,企业、政府大量投入,大大缩减求职者的机会成本,很多人敢裸辞。”他说。

  在政府等多方协助下,江苏常州一大型项目好不容易从外地招来一批90后年轻工人,又是包机、包车接送,又是送大礼包、安排宿舍,然而,没过半年人就走了一大半。问及这些年轻人辞职的理由,不少人说是因为企业附近没有奶茶卖。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徐洁茹感慨说,理由看似“奇葩”,心态却很现实,年轻人不愿被视作劳动“工具人”,更看重舒不舒服、开不开心。

  河南的小李通过快手“招工会”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他从没想过刷直播间还能刷到工作。“网络直播更年轻态,让求职者更直观地了解企业。”格力电器(南京)有限公司人事经理王进科介绍,求职者点开直播链接,可以看到企业宣传片,听到招聘人员详细讲解岗位需求,还可以在直播视频下方查询岗位信息、填写报名表,与招聘人员实时互动。尤其是,可以随时把直播分享给朋友,让招聘会变成朋友圈话题,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多场网络招聘直播活动。一名网友在直播中看到企业食堂的照片时,在评论中发出感慨:“食堂太吸引人了!”企业招聘负责人不失时机介绍起企业后勤服务保障情况,在看直播的不少网友都表示要把这个信息转给朋友。

  在强调“眼缘”的年轻一代看来,类似于“食堂好吃”就可以成为选择在一个地方工作的理由。00后小马的老家在江苏连云港,已在南京一家理发店当学徒近两年。最近看到朋友发的照片:朋友工作的一家海鲜自助餐厅的员工餐很丰富,小马觉得心里痒痒的。“机会合适的话,我也想去试试。跟朋友一起也有个伴。”

  “如果说80年代务工者择业是靠老乡带老乡,90后、00后务工者也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他们的工具换成社交软件。”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社交网络成为年轻务工者择业的有效桥梁。但也有些年轻务工者因过度依赖社交网络,而存在就业观偏差,比如,其中某些人就觉得打工只是跟朋友一起出来闯荡,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目标,更缺少专业技能,于是更多从事餐饮、快递等行业。甚至有不少年轻人觉得大不了回家搞网络直播带货,他们不把在城市稳定就业作为终极追求。

  部分年轻人择业朝三暮四,不少大龄务工者却面临就业难。50岁出头的庞师傅在浙江一个工地上做钢筋工,心里常常掐算自己“退休”的日子什么时候到来。“这边55岁就不让进工地了,干了一辈子建筑,也没什么特长,没想好以后还能干啥。”庞师傅觉得,像他这样50多岁的务工者都很焦虑——回农村难挣到养老钱,留城里没有活可干。

  “45岁是我们招聘时的一个公开门槛,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放宽一些,但50岁肯定不行。”江苏南京一家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说,劳动力老龄化在加剧,但就业年龄门槛难以放宽,企业招人只会越来越难。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陈云研究发现,农民工总量增长放缓、进城意愿呈总体下降态势。“类似‘外出打工不如在家务工’的条幅在不少地方都有。”不少人力资源企业负责人表示,有些劳务输出地相关部门,通过给当地中介、村委会打招呼的方式,阻拦居民外出务工。“现在到外面招工就像打游击,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就没法干了。”一名东部城市的地方干部说。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更多务工者选择在家门口就业,这也加剧东部城市“抢人大战”。多个城市的人社部门负责人表示,城市之间在通过招工补贴暗暗较劲,多一百元、少一百元都可能影响务工者去留。有不少企业在春节前就开始给员工发补贴,把员工留在厂里过年。“他们回去再来就难了,我们宁可多花这几百万元,也要把人留下来。”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一方面每年都在说‘史上最难就业年’,一方面又年年看到企业‘用工荒’,其实从数量来看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并不缺乏。”基层干部认为,当前就业供给和需求是错配的,这一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得不到及时扭转,将制约经济发展活力。

  有的职业学校学生还没毕业,整个班就被用工企业“订”走了,企业给出的工资是一个月9000元,而同一时期,当地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只有3000元。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愿意以更高工资招揽专业人才,但不少年轻务工者既缺少相应的劳动技能,又无法长期安心工作,难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因此,企业宁可少招人,也不随便招不合适的人。

  江苏银河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曾清芳分析,传统人力资源企业是双向对接,一头连着劳务输出地,一头连着企业。现在,优秀的人力资源企业应是多方对接:一是对接劳动力培训,协助劳务输出地提升务工者技能和认知水平;二是对接职业教育,培养就业观念积极、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产业工人;三是对接用工企业,稳定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

  零工化、社交化等就业新趋势,反映的是劳动者对灵活就业的新憧憬,对工作环境的新需求和对职业发展的新期待。劳动者和用工方都需要积极适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认为,适应就业社交化需要,通过直播带岗等创新招聘方式,可以为蓝领降低岗位搜寻成本,方便他们作出最有利于自身需要的选择,这对缓解企业招工难、留人难都有促进作用。

  陈云认为,企业和行业应当严肃考虑新一代劳动者的需求,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才可以缓解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产业、新业态的虹吸效应。要避免“零工化”为特征的灵活就业对劳动力市场持续“抽血”,导致就业从灵活滑入失序。

  作为安全事故高发的建筑业,出台“清退令”固有其合理性,但从国情看,当前超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宜简单“一刀切”。如何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让他们发挥“余热”,不仅关系到这部分群体能否安度晚年,更关系到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后社保体系配套。

  目前,多地相继发文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上海、天津、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湖北荆州和黄冈等城市均收紧建筑用工年龄要求。多城将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作为施工单位的雇佣门槛。部分城市,如湖北黄冈等地将女性年龄放宽至55周岁、男性年龄放宽至65周岁。上海、天津、荆州等地则将高危、高风险岗位的年龄收紧至男性55周岁、女性45周岁。

  为何严格限制建筑施工工人年龄?半月谈记者采访多地相关主管部门获悉,超过60周岁的工人伤亡事故多发、频发是根本原因。一位地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解释称,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具有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危大工程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的“四多”特点。有关部门调研发现,年龄偏大的工人在意识、能力和体力上,尤其在应急反应方面均有较大程度下降,虽然心理感觉还“年轻”,但体力跟不上,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被清退之后怎么办?曾在一家建筑企业担任工头的杨师傅透露:“超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结清工资,最多再补贴来回路费。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直接回老家,而是转入‘地下’,通过劳务公司或到中小分包商处‘打黑工’。”

  一位年逾六旬的农民工张师傅说:“劳务公司或私人小老板会想方设法让我们进入工地,我们的工资肯定要打折扣,另外,如果出了事就很麻烦,安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但我们超龄工人还是会抢着干,等实在干不动才回农村。”

  采访中,一些超龄农民工表示,对农村人来说,其实并没有“退休”概念,政策应允许其“干不动”为止。

  值得关注的是,在实际执行中,大中型建筑企业往往实行“一刀切”政策,只有少数建筑工地用工没有搞“一刀切”,允许超龄人员从事诸如保洁、保安、仓库管理、工地食堂、物业等辅助性岗位。“我们不愿意找麻烦。政策‘一刀切’对企业来说是好事,否则一旦出事故,赔偿金额远大于用工成本。”一位建筑央企负责人表示。

  经济压力是让超龄农民工“铤而走险”的关键因素。今年62岁、虽然被冠以“工程师”名头,但实际还是农民工的钢筋专业工程师辛银亮坦言:“我家有80多岁的父母要赡养,因此60岁时接受公司返聘,现在还能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如果身体允许,从工地退下来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这些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的人,到这个年龄再回农村,又能做什么呢?土地都承包出去了,也没有地可以种了。”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周天勇认为,目前,我国对农民工的退休保障制度仍不够完善。“一些地区的农村新农保发放水平很低,每个月仅100元至200元,有的发放还不到位。而且农村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月光族’和‘顾小’家庭增多,不再像过去的子女一样赡养老人。这都是超龄农民工不得不继续‘返岗’的原因。”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月友认为,在高龄农民工难以“退休”的现实情况下,要注重保障他们的劳动安全权益,完善公共服务,让他们可以健康上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从各地“清退令”政策执行效果看,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频次明显降低,避免不少本应颐养天年的老年农民工客死他乡的悲剧。但一纸“清退令”背后,也凸显农村养老保障不足、工伤保险无法保障超龄农民工权益等诸多问题。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之前,全面清退超龄农民工时机尚不成熟,相关政策制定应更有温度和弹性空间。

  多地政府主管部门认为,从安全角度出发,对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工人年龄进行规定,符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如果政策要放宽,必须由住建部门和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协同,共同研究解决60岁以上农民工的用工保障问题。

  一位建筑业央企负责人无奈表示,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和退休年龄制度直接相关。“一旦发生工伤,超龄农民工的权益往往无法保障。在一些小微建筑分包商那打工,连工资都不一定能保证。”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出台于1978年,其劳动保障制度设计对于超过60周岁、有能力继续就业的人群并不鼓励。在延迟退休的大背景下,劳动保障制度安排应与实际退休年龄相匹配。如针对超龄农民工设计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险”,以充分保障其劳动权益。

  周天勇建议,基于现实国情,适当放宽对60岁至67岁左右、身体健康、还有工作能力的高龄农民工就业条件,并在社保层面设计特殊险种保护其权益。在一些发达国家,博物馆、旅游地、酒店、出租司机等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老年人的身影。短期内,国家可允许60至67周岁年龄范围内的农村老年人灵活就业;从长期来看,政府应加大农村养老转移支付规模,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发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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